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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乐观 道家的旷达

作者:李德宽日期:2015年11月6日 10:02

           ——浅谈苏轼的心胸 

 

    唐宋文豪八大家有苏轼,唐宋诗人有苏轼,宋代豪放词人有苏轼,兼通书画有苏轼,苏轼堪称宋代文学的集大成者。然而,后代文人喜爱他、景仰他的主要原因还是他那面对起伏的政治人生乐观旷达的超然心胸: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物我皆忘,羽化登仙。苏轼是怎样将士大夫的入世与出世两种主要世态度自然整合的呢?

 

    家庭环境赋予儒家思想。苏轼出生在书香世家,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励名节。苏轼21岁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离蜀进京追求功名,他认为只有入途才是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他在任上勤于政事,灭蝗救灾,抗洪筑堤,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资修桥,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做实事,在当地卓有威望。这些正是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在他身上闪光的体现。

 

    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被谪至密州,这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从《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中看出他并没有颓废不振,而是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力求在生活中寻找情趣。就连出猎也没有忘记报效国家,把着眼点落在“射天狼”上。

 

    坎坷任途产生出入矛盾 。自22岁中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及62岁贬至儋州。苏轼去世前在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然有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己坎坷的仕途生涯,这些经历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出入矛盾。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儒学入世思想还是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有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词的上阙,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佛道思想浸染人生作风 。苏轼并非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自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他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佛、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本矛盾,但在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

 

    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让他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苏轼虽然也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 “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外在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已经达到三者融而为一的境地。

《念奴娇·赤壁怀古》表面上是谈古事,其实是借此抒发自己一腔感慨。虽然心中一腔忧愤,却能够坦然面对,不再拘泥,于是才有了这气象豪迈、词气旷达的词。不再有建功立业的追求,只有历尽沧桑后对现实的平静反思。这种沧桑豁达的美,正是苏轼儒道佛思想交融后的人生哲学的最佳体现。

 

    乐观旷达定格人生态度。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体现出作者由积极进取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个性气质。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样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随意吐纳,自成高妙。

 

总之,苏轼能做到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主要源于他汲取了儒佛道三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苏轼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超凡脱俗,完成了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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